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汶川地震九周年祭|漫长的告别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7-05-14  来源:好企网  作者:好企网  浏览次数:443
地震发生67个小时后,一个北川的幸存者在废墟下发现了一个活着的女人。他到处寻找救援部队前去营救,但当时北川县城道路未通,部队人手不够──被发现还活着的人越 来越多。


他带着一把简陋的铁锹,一直尝试在废墟中寻找亲人,然后他听到了那个来自废墟下的声音。他说话并不急切,脸色平静,只是不停重复着“那里还有一个活的,那里还有一个活的”。我和一个朋友陪同他去认清地址,以便转告给救援部队。

5日17日,搜救队员在清理映秀宾馆的废墟,试图找到幸存者

那栋房子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,只剩下一堆倒塌的墙壁和惨白色的瓷砖贴面。一个年轻女孩死在墙体下,裸露出的红色砖头盖住了她的下半身。旁边,废墟下留出一个大约长1米、高0.3米的缝隙,轻微的哼哼声,从这里传出来。

只有趴在地上,才能看清楚那个女人的情况,但里面太黑,我只能看见一只手朝外伸着。在她上面,一层一层累积起大约3米高的墙体。无法脱身。

我们轮番不停朝里喊话:“你怎么样了?再坚持一会儿。”没有听见清晰的回应,还是一阵哼哼声。有那么一刹那,我仿佛听到里面传来“还好”的话音。我们赶紧递上一瓶矿泉水,瓶盖先拧松了,从黑暗的缝隙中塞进去。我趴在地上,看见一只手伸向那瓶水,握好,慢慢移回到黑暗中。我听到微弱的喝水声。

那个幸存者一直用四川话鼓励着这个女人。我们又放了一瓶水在缝隙口,确定她的手可以移动到那个位置。旁边又搁了一包巧克力,告诉她我们马上去叫救援部队。

5月17日,映秀镇的一家网吧在地震中坍塌。一位父亲前来寻找被掩埋的孩子。

消防队员就在对面另一堆废墟上救另外一个还活着的人,他们答应很快就过来。我记住了那个位置,在一栋快要倒塌的“绿色火锅城”的隔壁,以防万一,我匆匆拍了一张照片。那时,更多的志愿者和家属正到处在寻找还活着的人,她只是其中一个,而且短时间内还有水喝。我不知道她的亲人是否还在?如果在,此时在哪里寻找她?

当天下午,我们看见全国各地涌来的救援官兵跑步进入县城。路仍未打通,但挖掘机进展很快,我们确定当夜就会有大型吊车开往县城。有了机械,就能提高救人的速度。我的朋友向一个熟识的医疗队队员说了这个女人的状况,并简单告知了她的位置。随后我们离开北川。

灾后第2天,阳光终于照射进这个峡谷。地震后的大雨洗去了血迹,但加重了空气中的甜臭。大量难民开始从绵阳返回北川,徒步,或者拦车。在北川县城入口的任家坪收费站,救援部队、志愿者和难民,构成一个庞大的人流。人们脸色依然平静。

在绵阳,那些从附近灾区来的难民,大多住在九州体育馆。这个开阔的场地位于绵阳市东的高新开发区,大约有2万名难民拥挤在体育馆内外。尽管余震不断,但这里却显得很安全。每天,大约有1000名难民从这里出发,回到灾区去寻找他们的亲人。

5月14日,都江堰,一位幸存者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家人

政府起初打算劝说这些人不要盲目回去,北川的高山上仍有泥石流,余震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。但对活着的人来说,无所事事待在体育馆是一件残忍的事,从早晨到日落,突然空闲下来的时间,像专门给人机会去回忆和想象。你知道亲人就在某个地方,却不知生死,不看见尸体,你无法相信事实。

在体育馆的水泥地上,家庭仍然是划分人群的小单位。一叠被褥、一块草席、一个牛仔大包裹,每个家庭仍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,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家庭不再完整。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走过来问我:“你知道×××还活着么?”我没听清他说的那个名字。他扶着一个老头慢慢挪动着脚步,站在我面前说话,却像耳语,声音太小了,他甚至不敢大声说出他的问题。他的父母都失踪了。

失踪意味着也许还有希望。在体育馆,随处可见寻人启事。A4白纸上,电脑打印出黑色的名字,他们的年龄、性别、工作单位,如今成为唯一可识别的特征。寻人启事大多显得简单和庄严,只有活着和死亡两种选择,情感强烈的,也最多加上一句“妈妈和妹妹在找你们”。一个贴满寻人启事的墙壁,会让人同时感到希望和绝望。

5月18日,绵阳中心医院的墙壁上贴满了寻人启事

更多的寻人在废墟上展开。在北川县城,一个穿着鲜绿色毛衣的中年男人在废墟上可以徒劳地搜索一整天。他只能大致猜测出他的家人地震时在什么位置,翻开一个小石块,移动一堆红砖头,撬开一个水泥板,然后一无所获。有时,他从废墟走下来,盯着远处发呆,嘴里喃喃念着一个人的名字,随后再次爬上去,一个石块,一堆砖头,一个水泥板。

大多数时候,我们帮不了什么忙。我只能在背包装满水,送给随处碰见的任何一个需要的人。在北川县城通往茂县的路口,经常会看见从山上走下来的村民。这里有两条公路:通往茂县的大桥被拦腰斩断;通往平武的土路塌方。大石头像有生命一样,刻意堵住希望。

但山里的人总是能找到新的路走出来。两天后,原本没有路的地方,现在有了绳索可以攀登。老年人伏在亲人的背上逃出来,他们还带着被褥、简单的衣服、牛仔大包裹。他们亲眼看见村庄被掩埋,地缝吞噬生命,堰塞湖的水一寸一寸淹没房屋,但所有人的脸仍是不动声色。

与此同时,另一批人却沿着同样的山路,朝山里走去。他们来自更遥远的地方,新疆、青海或广东,是外出打工的壮年男女。地震发生后,他们在第一时间跳上火车,从绵阳火车站出来,就急忙赶到北川。有时候,他们会在这个十字路口犹豫,不知道走哪一条路才能抵达自己的村子,但父母和孩子杳无音信,顾不得那么多,随便挑一条路就走。同样,他们也背着沉沉的包袱、食物和水。我常常劝他们先去九州体育馆找一找亲人,山里的危险正一步步扩大,但没有人肯听。对亲人命运的焦虑,远远超过对自身危险的担忧。

5月14日,一对青年夫妇灾后重逢。男青年的妻子刚刚从震区汶川县走出来

人们都来不及考虑更远的未来。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被打碎,他们现在最完美的梦想是只要家人都还活着。每当在九州体育馆看见那些寻人启事时,我常后悔自己当日没有问清楚,那个废墟下还活着的女人的名字。也许她就是体育馆众多黑色名字中的一个。

灾后第5天,我再次和那个朋友在成都碰面。在交换了这两天的见闻后,我问起那个女人的状况。“她死了。”朋友盯着我说,“那个医疗队队员给我发来了短信,说按照我们提供的位置去找,发现她已经死了。”

5月19日,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,我再次前往九州体育馆。阳光变成了毒射,照得人直打哆嗦,部分难民从体育馆内搬到了外面的阴凉处。馆内的空气终于顺畅地流通起来,气味不再像我们第一次去时那么难闻。

寻人启事张贴得越来越多,但同时增加了另外一些启事。一张名为“资助您与您的孩子”的启事写着:“如果您同时具有以下几点,请一定与我们联系:1.重灾区农村人口;2.家中有小孩,且15岁以下;3.父母一方在灾难中遇害的单亲家庭。”这是来自北京的一群志愿者张贴的,他们希望能点对点地直接资助难民。

5月18日,从北川撤离的母女俩终于睡上震后第一个安稳觉

在体育馆正前方的草坪上,政府搭建了几个巨大的蓝色帐篷。那是临时设置的学校,其中一个帐篷里坐满了几百个小孩,四周簇拥着难民、志愿者和记者,摄影机架设在每个角落。一个小男孩到讲台上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,开始领唱那首《拍手歌》:“如果感到幸福,你就拍拍手,啪!啪!”

我站在帐篷里的后方。小男孩的头顶悬着8个大字——“自强、自立、自信、自爱”,在教室的两旁同样贴满了鼓舞人心的名言警句。但歌声响起,我面前却很少有小孩拍起手,他们大多带着善意的微笑。偶尔,你会看见一张平静、不动声色的面孔。

14时20分,政府召集了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到体育馆前面的广场上。那里有3个大屏幕电视正24小时直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,主持人的声音是从四面八方的喇叭声中扩出来的。原本不知道默哀此事的难民,一个一个站到了体育馆前方的门廊上。14时28分,空气中散发着紧张的味道,汽笛一片,阳光仍是毒辣。我们每个人怀着各自的心事。

这是地震后的第7天,救援部队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少,政府开始进入灾后重建和防疫控制。我路过一个平静的难民,再路过一个悄无声息的哭泣者,然后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电视主持人号啕大哭。有几分钟,那里谁也没说话。

5月19日,绵阳九州体育场“许愿墙”上,孩子们表达了受灾后最强烈的心愿

在体育馆一楼,灾后心理重建的志愿者开辟了两面墙,取名“心愿墙”。粉红色的心形即时贴,粘满了整个墙壁,我一则一则看过去。一个叫李丽的人写道:“孩子,妈妈想你。”一个没有留名的小孩写道:“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,为什么今天就有人自杀?”

更多的人表达了抗灾的决心。这时,我看见一个小女孩拿着一张空白的即时贴粘到了墙上,她穿着一件黄白紫交叉的镂空背心,粉红色的发束拖着一个马尾巴。她写道:“我希望这次大地震并不是现实,而是一场梦。这样就没有人妻离子散,房倒屋塌了……”旁边,另外一张小纸条轻快地写着:“快乐一点!OK?”

(本文选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08年第19期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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